跨國企業的CSR表率

編輯：admin 來源：未知日期: 2012-02-24 16:29

跨國企業的CSR表率

作者：陳言

作為一種舶來的概念，企業社會責任（CSR）往往被中國企業理解為一次義務植樹或慈善捐款。而在有著成熟理念和制度的跨國企業那裏，CSR的內涵和外延遠非這些

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日本一橋大學，於1月26日在北京舉辦“中日經濟關係新展望”論壇時，除了談中日經濟關係、中國提高開放經濟水準的政策方向以外，特意讓一橋大學商學研究科教授谷本寬治就企業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做了一個很長的報告。

論壇上下，對谷本教授的發言反響很大。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含意很寬，包括投資、融資、資金籌措、貿易等各個方面，如果把企業社會責任簡單地理解成種幾棵樹，為教育或者是慈善事業捐一些錢，顯然不是對這個概念的完整理解。

企業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中國企業要做大做強，沒有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沒有社會長期地對企業提供各種條件，顯然難以實現。

概念轉換

“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概念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興起的，但真正的流行這些年才剛剛開始。”一橋大學穀本寬治教授說。

竭澤而漁是工業化初始階段的一大特點。這個階段工業發展迅速，但環境被嚴重污染了。這個階段還是企業家、資本家輩出的時代，大把大把地賺錢，同時也為了個人名聲、企業名氣，會有企業家拿出鉅款捐資做慈善事業。但是慈善並不是CSR，其本身並不能解決企業要持續發展的問題。

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隨著非政府組織（NGO）、非營利組織（NPO）的大量出現，西方國家開始提出了一項新的理念，這就是企業社會責任。它要求的是企業與環境、社會和諧發展，尤其是企業國際化在這個時代全面展開，企業不僅在總公司的所在國，在去國外投資的時候，同樣要保證與環境、社會的和諧發展，這時也出現了一些NGO與企業對立的局面。CSR理念雖然在這個時候開始被人們提及，但還沒有發展成為全球企業的共識。

到了21世紀以後，CSR才真正地成為企業追求的目標。《經濟》記者在採訪跨國企業時，總能拿到他們最新版的CSR報告，特別是近兩年，跨國企業非常看重CSR報告的作用，成為企業形象的提升、企業維持與地方社會的關係時的一個重要環節。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工業先進國與發展中國家對CSR的理解，在CSR行動方面，出現了一些差別。

對於工業先進國家的跨國企業來說，CSR大都和地球環境問題、資源問題、廢棄物的回收等聯繫在了一起，而跨國企業到了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解決貧窮、人權、社會公正性等新的問題。跨國企業有必要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CSR方面發揮出表率作用。

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國際化大潮中，已經不能重蹈工業先進國家的覆轍，走“竭澤而漁”的發展老路。一方面企業要追求快速發展，趕上先進國家的企業，另一方面企業同樣必須履行解決貧窮、維護社會公正的責任，相對來說，發展中國家企業在CSR方面的任務更重，加上在理論基礎、社會輿論方面準備不足，執行CSR更困難一些。

中國的一些CSR專家也認為，企業社會責任除了為股東創造利潤之外，應該對社會負責，保護環境，保護工人權益，保護社區發展。在這個目標下，不存在中外企業的區別。

在很多地方比我們先行一步的跨國企業，他們在中國的CSR活動，也許能給我們不少借鑒。

從給工人休息室多加一個沙發開始做起

企業社會責任（CSR）在跨國公司那裏並不是一個多麼新穎高深的學問，而是在日常工作中被貫徹執行的一個理念。讓工人能有一個舒心的工作環境，就是相當大地執行了CSR。

《經濟》雜誌在2月7日採訪了蘇州富士膠片映射機器有限公司總經理田中弘志。田中去年11月來到蘇州，負責這家有1800多名職工的工廠。來中國前，田中在同樣生產數碼相機的日本工廠已經工作了三十餘年，對CSR當然是瞭若指掌。來到蘇州後，具體推進CSR時，他是從改善工人工作環境開始做起的。

“如果工人休息的時候，也能坐在沙發上坐一會，我願意給休息室添幾個沙發；如果廁所需要增加，需要保潔工作做得更徹底的話，我會特別在意吩咐相關人員做好這個工作。”田中總經理說。田中不能想像工人在休息的時候需要排隊上廁所，午休的時候連個坐下來休息的地方都沒有。

田中還不太會中文，能和職工直接進行的對話有限，但田中在盡可能和職工交談，詢問他們對工廠、對企業管理等方面的看法。蘇州的外資企業多，人員流動也比日本快，一些職員從蘇州富士膠片映射機器辭職去其他企業時，田中會盡可能過問一下辭職的原因。每次交談總能對企業管理的改進能提供一些思路。“並不是只和那些辭職的員工交談，我也會和直接管理他們的科長、部長們交談，看看職工是如何評價企業的。對企業的管理，這些細節是不能疏忽的。”與普通員工、中層管理職工的對話，在田中看來是建立信賴關係的基礎，是改進工廠管理的一個重要方式，最終體現出來的是對所有員工的尊重。

過去，中國國有企業有一套員工思想工作方法，其中就有找員工談心的內容。如今我們的很多企業似乎已經忘記了把對員工的尊重體現在語言上的做法，企業領導與員工的促膝談心的景象已經很少能夠看見；從增添一個沙發，設身處地地為員工辦點實事，這在我們的企業裏，很多時候要麼被疏忽了，要麼成為了一種例行公事。倒是跨國企業，他們在需要克服語言障礙的情況下，在追求企業上下的溝通。

CSR理念中的對員工的尊重，實際上是我們本身過去就有的，是現在跨國企業在管理中正使用的，實現起來並不困難。

CSR講究安全生產

初次接觸企業社會責任（CSR）這個詞，覺得可能高深得不得了。看到國內一些有名或者無名的企業家們幾十萬、上百萬地捐錢給基金會、學校等等，看到報紙雜誌上對那種企業家的義舉報導時的火爆語言，不知道有多少記者去那些企業家的公司、工廠採訪過，他們的企業是否管理得還過得去。如果一個企業的效率上不去，企業內部事故不斷，靠企業家突然捐一筆錢來提升企業形象，最終是不會讓人們對那家企業、企業家由衷地敬佩的。

《經濟》雜誌2月7日在上海採訪了富士膠片（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徐瑞馥。

徐瑞馥在加盟富士膠片以前就職于金融企業。金融業與製造業在CSR方面的側重點自然不同。“我2002年來到富士膠片工作以後，感到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這裏要特別強調安全生產。”徐瑞馥說。

設在上海的投資公司管理著蘇州、北京等幾個工廠，強調企業內部治理、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做好遵紀守法及風險管理的教育工作，對於記者能夠想像的企業這些CSR內容，徐瑞馥當然是輕車熟路，但她一直沒有忘記，企業先有員工後，才能有生產，才能正常運營。“我們在實施CSR時，特別強調安全生產的重要性。”徐瑞馥反復說。

在北京與河北交界的三河市，《經濟》雜誌記者採訪了富士膠片（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投資建立的富士星光有限公司總經理柴田稔。柴田2006年8月來中國赴任，上任伊始，他特別強調安全生產。

柴田說：“我們這裏每年8月都要組織一次對車間生產人員的安全生產培訓，讓員工在生產中的安全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企業對生產中可能出現的危險狀況要盡最大可能進行預防和處理，落實安全生產規則。

除了安全生產外，在富士星光公司還特別強調消防安全、化學品安全、清潔生產。“沒有這些安全措施，很難保證讓員工在這裏放下心來從事生產。”柴田說。安全生產的結果是保證了生產的正常進行，企業能夠取得長期穩定的發展。

終極目標：可持續發展

像大多數企業的社會環保報告書一樣，富士膠片集團報告書的副標題也標上了“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一橋大學教授谷本寬治在論壇開完後接受《經濟》雜誌的採訪時說：“CSR與可持續發展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穀本接著說：“CSR在實施時，特別強調幾個概念，一個是勞動，重視勞動條件，工廠內有結社的自由，禁止歧視。再一個是健康與環境，它強調了傷病的管理、機械的安全、衛生等等。在環境上注重防止污染，在經營管理體系上，要求有明確的委託程式，企業內部有交流、進修等等。最後在倫理方面，CSR特別強調不能有賄賂，資訊公開，建立內部檢舉制度。”

“企業社會責任”（CSR）已經在中國開始流行，它絕對不是企業家把一筆鉅資捐獻給某個基金就算是實現了的，也不是參加一次植樹造林就能完成的，它更多的是要求企業能正確處理好與員工的關係，建立一套完整的規章制度，不能給環境增添負擔，在此之上才是企業參與社會活動，企業家對慈善事業的捐贈等等。

平田信正與百名學童

跨國公司企業家參與CSR的事例舉不勝舉，相對來說媒體對日本企業家的報導不多，這裏有日本企業家更偏好低調處理個人參與的CSR活動的原因，也因為日本企業更多地把慈善行為看成一種真正的美德，而美德是應該發自內心的，不宜做太多公開宣揚。

東芝（中國）有限公司總裁平田信正結束了在中國六年半的工作，2月份回日本前，《經濟》雜誌記者前去道別。談到過去的六年在中國把事業規模做到670億人民幣，有員工2.3萬人，讓公司在中國的規模有了幾倍的增長，記者心想平田勞苦功高，一定心滿意足了。“如果再給你一點時間，平田先生想幹一件什麼樣的事？”對記者的提問，平田回答說他要在2007年完成對最後10名貧困學童的資助，讓他資助的學童總數達到100名。

這多少讓記者感到有些意外。記者每年都採訪平田，和東芝方面的人更是每月都有見面的機會，媒體對東芝的報導也是有稿必讀的，但並不知道平田在資助百名學童上學。

平田從辦公桌上拿起一封字體幼稚的新年賀卡，那是平田資助的學生自製的一張很簡單的卡片，上面寫著對平田的感謝，家裏父母捎來的新年祝福等。大概學童出於對平田的尊重，或許是把平田想像成一個歲數很大的人，在賀卡的開頭稱平田為“平田爺爺”，但平田則給念成了“平田大伯”，他向記者講述了自己2002年以後與貧困學生的往來。

2007年，平田本來是可以在3月份完成資助100名學童的目標的，但2月初他離開了中國。最後10名學童的助學金要通過秘書轉交給北京的相關機構。平田資助學童的事，此時在企業極小的範圍內傳了出去，在日本企業圈內也悄悄地為人所知。

從東芝職員那裏，記者聽說平田回國前和中國朋友以及在中國工作的日本朋友們道別時，很多中國職員對他說：“我們也開始資助貧困學童了。”東芝公司內外有些日本職員在談起平田這些年對學童的資助後，也決定從資助一名學童開始為中國社會做一些貢獻。這一切並沒有形成一個多麼大的媒體宣傳運動，只是在公司內靜悄悄地進行著。

平田從2002年起默默地資助著貧困學童，如果他在離任前不因為委託別人郵寄善款，知道此事的人恐怕就更少了。那些平日與平田通信的學童們，更不知道平田是東芝（中國）有限公司的總裁，東芝派駐中國的總代表。

平田回國時帶走了學童們的來信，他可能同樣不會在日本對誰說起自己資助百名學童的往事，但那樣一種不為名不為利的發自內心的慈善，它將永遠伴隨著平田，成為平田鮮為人知的一種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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