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也不再當農民”，一個第二代農民工的心聲

編輯：admin 來源：未知日期: 2012-02-20 16:47

近日來，記者在重慶市江北區勞動力市場走訪時發現，前來找工作的大多數都是年輕的面孔。他們不少人能操著標準的普通話應答，身上已經沒有了東張西望、土裏土氣等老一代農民工的影子，個別背包上掛有小飾物的女孩還特別容易讓人產生疑問：他們還是原先的民工嗎？

有關專家指出，“民工潮”持續20多年來，這一特殊群體的總數已經超過1.2億人，且數量還在增長，其流動的範圍也在繼續擴大。“與此同時，在這一群體內部，基於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初次流動時間、就業類型、社會資本等因素的不同而發生的二次社會分化也在不斷擴大，從而使民工群體的差異性不斷增強，相應的使民工問題也增加了許多新的變數。”

重慶市社會科學院“三農”問題研究專家王渝陵告訴記者，相對于上世紀90年代以前開始外出的第一代民工，第二代農民工除了年輕之外，往往還具有以下群體性特徵：一是受教育程度較高，大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準。二是絕大多數未婚，沒有或較少家庭負擔。三是基本沒有過務農的經歷，很多是從學校畢業後就直接外出的，甚至連基本的農業常識都缺乏。四是從動機上看，他們基本上不是基於"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將流動視為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發展機會的契機。他們不但在城市掙錢，更希望在城市的洗禮中，逐漸更新自己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打破城裏人和農民生活觀念和方式上的壁壘，融入城市的主流社會。

“哎，現在的娃兒太不懂事了，家裏好好的地不種，偏偏跑到大城市來，每個月不往家裏交錢，還總得給他貼錢！”在重慶一家小企業做搬運工的張宏偉無奈地向記者感歎道。4年前，張宏偉和妻子從數百公里外的城口縣來到城裏打工，因為沒有任何專業知識只能幹些體力活，妻子在社區給居民做保潔工作。兩個人一個月的收入能有1200元錢，比起在老家種地的收入要高了不少。他們唯一的兒子張思路從老家的初中畢業後也來到了城裏和父母一起打工，現在一家超市做裝卸工。

坐在記者對面的老張和小張儼然是新老農民工的典型對比。老張穿著一身已經洗得發黃、帶著好幾處補丁的工作服，腳上踩著一雙破舊的布鞋，黝黑的臉龐上印著深深的皺紋。而旁邊的小張和父親蓬頭垢面的形象形成了極大的反差，染著黃色的頭髮，戴了一副眼鏡，身上穿的從頭到腳都是名牌運動服，如果不說沒有人會相信他是老張的兒子，更沒人相信他也是農民工。

“從我到的第一天開始，我就下定決心要把根留在城市。我這輩子打死也不會當農民，當然也不會再回到農村去。”小張向記者說道。

當記者問他原因時，小張說道：“我們村和重慶之間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我們村太窮，沒有電影院，沒有網吧，沒有超市，連電視也只能收到很少幾個台，誰願意待在那種地方啊！”他的口氣中甚至帶著些許的輕視。

“這小子花錢可厲害了，我都不知道他把錢都花哪里去了。”老張無奈地插話道。

小張告訴記者，他不是不想攢錢，因為自己一個月1000元的工資真的只能夠勉強養活自己，上個月好不容易發了點加班費，就又換了個彩屏拍照手機，說話間他還不忘向記者展示一下。

他們頻頻“跳槽”，卻無法規劃真正的人生

一位元小餐館老闆向記者抱怨：“如今招工比原來難多了！以前來應聘的只要求能解決吃和住、工資兩三百就滿意了，可現在應聘的人不光要求工資起碼400塊，還對吃住條件挑三揀四，就這樣還留不住人呢！”

記者在和老闆聊天時恰逢一名打工者前來應聘，應聘者是個20歲左右的年輕農村姑娘，和老闆談好工資後又提出了想去住宿地看看條件的要求。當她得知自己住的地方沒有空調時扭頭就走，這令老闆顯得很無奈。

“這種情況太常見了！現在的年輕人要求高得很，我這裏的員工位置都空缺好幾個了，可一個多星期來竟然一個都沒招到。而且對他們的管理也越來越難，如果哪句話說的不對就有可能炒我的魷魚。”老闆向記者訴苦。

其實，這種現象不難理解：第二代農民工基本都是從學校出來的，家庭條件也好了很多，家裏只有一兩個孩子的不在少數。在這種背景下，年輕人的工作耐心不如第一代，選擇性更強，吃苦能力差一些。而且他們希望邊工作邊學習，掌握一些技能。這就決定了工作時間不能過長，不能無限制加班。從另一個方面看，這也是廉價勞動力的"底線"在提高，是社會的進步和提升。

然而，農民工在頻頻“跳槽”之餘，如何規劃自己的未來？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新老兩代農民工有著顯著的差異。對大多數第一代農民工而言，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中的"過客"，他們的歸宿仍然在農村。

對於第二代民工來說，他們卻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來在哪里。對他們而言，城市意味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意味著不一樣的前途，不一樣的命運。他們希望通過進城務工經商，徹底告別祖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外出的經歷更讓他們深刻體會到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因此他們才發出了"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聲。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嚴格的戶籍制度、冷漠的社會歧視等一道道有形無形的門檻不斷粉碎著他們的城市夢，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斷消解著他們對家鄉存有的情感認同和社會記憶，生活方式的巨大差異也使他們漸漸不再適應農村的生活方式。總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們真正成了既融不進城，也回不了鄉的"邊緣人"。在他們中間，走一步看一步、得過且過的心態相當盛行。

面對第二代農民工，打破城鄉壁壘刻不容緩

儘管農民工群體已經"更新換代"，但城市的環境並無太大變化：即使有了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第二代民工遭遇的依然是沒有足夠的福利保障，依然是政策和情感歧視，依然是城鄉差別。

專家指出，缺乏與時俱進的眼光，僅僅將農民工視為同質群體的政府部門傳統觀念已不能適應農民工群體的客觀需要。在心態和觀念上，第一代農民工更接近于農民，對城市認同感較低，即使在城市中無法生存時，還有回鄉務農的退路。第二代農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對城市的認同感較高，但與城市勞動力相比，由於缺乏必要的專業技能和進入正規就業市場的本領，心中過高的期望與所面對的非正規就業市場，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無法實現真正立足，但也不願甚至沒有能力退回到農村中務農，結果成為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兩栖人"。第二代農民工不僅需要勞動權益的保護，而且需要社會失業救急網路的保障。有專家警告說，如果第二代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不能順利解決，將直接關係到城鄉的社會穩定。

專家認為，政府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需要為第二代農民工創造一個改善自己物質境遇的公平、開放的環境，使他們能夠通過誠實合法勞動，實現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夢想。從根本上講，就是要全面調整在特殊治理體制下歷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城鄉分割、城市優先的利益結構。調整的方向就是從以前的"城鄉分割"走向"城鄉一體"，從以前的城市優先走向城鄉統籌兼顧，消除市民和農民之間基於身份的不平等。無論身份是工人還是農民，作為國家的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法定的權利，享受政府提供的普遍的無差別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其實，面對農民工群體的進城需求，解決的思路一直是相似的，然而我們的解決進程太過緩慢。如今，第二代農民工群體已經發出了不容置疑的信號：政府打破城鄉壁壘的進程必須提速！（徐旭忠付杉杉劉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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