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可能出現勞動爭議“激增”現象

                                                       今年春天可能出現勞動爭議“激增”現象
        在中國，沒有任何一部法律像《勞動合同法》這樣牽動人心。用人民大學勞動關係學院常凱教授的話來說，“涉及大多數或者一半以上的中國人，在職者都跟這部法律有關係，不是雇員就是雇主，或者既是雇員又是雇主”。

　　然而《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夕，出現了“辭退”風潮。一位被辭員工自嘲說，“沒有勞動合同法，我們照常上班；法律出臺，我們反倒丟了工作”。這種尷尬或許是立法者未曾預料的，這又預示著《勞動合同法》怎樣的未來？勞動爭議會出現激增現象嗎？

　　實施前的尷尬

　　不同身份的人對於新法有著不同的感受，勞動者覺得能更好地保護自身，而企業則更多的感到壓力。

　　去年9月，中國華為傳出“集體辭職”事件，近7000名8年工齡以上的老員工被要求“先辭職再競爭上崗”，其中甚至包括華為創立者任正非。這一事件被輿論解讀為華為公司對《勞動合同法》的一種規避。

　　風潮隨後蔓延，一些外資企業也加入其中，沃爾瑪、LG、家樂福相繼傳出裁員消息，針對《勞動合同法》採取所謂“應對措施”，大規模終止、解除、重簽勞動合同，以派遣方式用工，甚至不再續用。

　　北京國聯律師事務所黃樂平律師一言蔽之：“員工希望把事情拖到元旦後，企業想把事情解決在元旦前。”而2008年元旦正是《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的日子。

　　郭軍，中華全國總工會民主管理部部長，他對華為事件的解釋是“在特定時間發生的具有相當規模的特殊事件”。這樣的解釋多少有些外交辭令的意味，但“華為事件”畢竟發生在《勞動合同法》即將生效前，無論如何會被質疑為規避法律。儘管郭軍認為華為公司並沒有強迫職工的行為，其做法並不違法，但他也承認“華為這樣的事件在《勞動合同法》生效前會有，生效後依然會有”。

　　勞動者的隱憂

　　《勞動合同法》增加了企業壓力，同樣也增加了勞動者面臨的風險。因為勞動者相對于企業天然地處於弱勢地位，資本必然逐利，企業會尋求減壓以規避風險，風險最終只會落在勞動者身上。

　　在做客央視《對話》欄目時，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王一江教授曾提醒，以立法方式保護和提升勞動者基本權益確實必要，但如果把握不好，在內容和程度上做過頭，就會事與願違，勞動立法反而會損害勞動者的利益。

　　王一江以德國舉例：德國的勞資立法，在保障員工基本生活權利、工作權利、福利待遇方面都有詳盡規定，達到一定年齡或者工齡的員工，企業想解聘幾乎不可能。“雇主的自然反應就是少聘人，能不聘就不聘。企業雇人的意願下降了，勞動者到哪里就業？”結果德國是歐洲失業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而在中國，勞動力過剩是不爭的事實，企業或許會在提高雇員素質方面費些心思，但一般不會為招不到人發愁。王一江指出，從勞動立法的國際經驗來看，在促進和保護一方利益之時，如果犧牲了效益，那麼雙方都會蒙受損失，特別是那些低層次勞動者的利益，更容易成為優先犧牲對象。

　　立法者的堅定

　　立法過程中，由於擔心《勞動合同法》實施後會增加成本，有的外企一度威脅撤資，有人因此擔心這會損傷中國的“低成本”優勢。然而中國的立法者對於“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係”表現堅定果斷，除一名代表沒按表決器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了這部法律。

　　《勞動合同法》出臺前先後徵求到19萬多條意見，而被稱為“經濟憲法”的《物權法》也只是徵求到1萬多條意見，數字的對比充分說明《勞動合同法》的受關注程度，也預示著《勞動合同法》即將面臨的現實困境。

　　黃樂平律師坦言，也許不能用“井噴”這樣的字眼來描述今年春天可能出現的勞動爭議，但用“激增”應該並不為過，因為不少勞動者在法律實施之初會有一個觀望期，勞動爭議也會處於一個相對平靜期。也許中國的執法環境會讓法律實施效果打折扣，但黃樂平相信，“即便保護力度打八折，也比以前的保護力度大”。

　　平靜期終將結束，因為觀望者不再觀望，或許這正是中國立法者堅定的理由。